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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进口铁矿石定价权争夺引发的思考

时间:2009-10-26 点击:

      我国自1981年起首度自国外进口铁矿石,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08年我国进口铁矿石4.4366亿吨,占全球海运铁矿石的比重约52%,并且60%以上的进口量来自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作为全球铁矿石最大的需求方,我国生产企业在获取外部资源的同时,不仅相关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受损,更为严重的是给我国带来巨大的通胀压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受到严重干扰,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
     
世界铁矿石的定价机制与中国企业的诉求
  世界铁矿石的交易分为长期协议和现货交易两种方式,价格也相应分为长期合约价格和现货交易价格。巴西矿和澳大利亚矿基本采取前一种形式,通过年度谈判,确定当年4月1日到下一年4月1日期间的铁矿石年度交易价格。印度矿主要采用后一种形式,等同于一般货物交易,实行现钱买卖。
  长期协议价格的谈判机制始于1981年,谈判分为亚洲和欧洲市场。到目前为止,在亚洲市场上,由日本钢铁业的代表新日本钢铁公司、韩国钢铁业的代表浦项制铁公司及中国钢铁业的代表宝钢集团,与全球最大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和力拓公司进行谈判;在欧洲市场上,由欧洲钢铁业的代表法国阿赛洛公司与三大供应商谈判。
  这一方式的特点是,当需求方的任意一方与供应方中的任意一方谈判并就价格达成一致后,谈判即宣告结束,该价格就成为全球准价,国际铁矿石供需双方都成为该年度价格的接收者。从1981年到2008年,国际铁矿石长期合约价格上涨的年份有17年,下跌的年份有10年,矿价持平不升不降年份有1年。在屡次谈判中,日本率先完成谈判从而主导价格13次,欧洲主导价格14次。随着200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铁矿石进口国,中国钢厂在全球铁矿石年度价格谈判中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主谈者”。从2004年开始,中国以宝钢为代表连续5年全面参与了全球铁矿石的价格谈判。中方试图采取“以量换价”的谈判原则,强调中方作为最大的买家应该有更多的定价话语权,但是这种诉求却屡遭失败。期间铁矿石价格飙升了397.8%。

      中方的策略转变
  作为市场最大的需求方,中国企业不仅没有获得与购买数量相称的利益,反而在价格上受到策略性的损害,这一现实迫使中方出现了相应策略转变。
  一是发展国内期货市场。2009年3月27日中国钢材期货上市,虽然目前只有螺纹钢和线材两个钢材期货品种,但由于期货市场提供的对冲功能,企业可以通过国内期货市场锁定价格风险,保证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拥有足够的信心和对方讨价还价。
  二是建立采购联盟。采购联盟使我国企业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市场上开展采购活动,避免相互竞争抬高进口商品价格。2009年7月下旬,中钢协达成共识,全国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采取统一价格,避免让外企各个击破。近期中钢协与澳大利亚FMG公司就2009年下半年中国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价格达成一致,当属这一尝试的首次演练。
  三是直接投资国外铁矿石生产企业。在这方面,日本企业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日本最大的钢企新日铁关联方三井物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积极地参与投资开发铁矿石资源,目前已经拥有世界最大铁矿石生产销售商淡水河谷母公司15%的股份。三井物产已经部分拥有力拓、必和必拓的核心资产。另一方面,三井物产及其关联企业在海运企业中也早有布局。无论铁矿石价格上涨还是海运费上涨的利润,都能够成为新日铁在铁矿石贸易中的平衡手段。
  近一年来,中国企业开始积极投资国外铁矿石生产企业。如2008年9月16日,中钢集团收购澳洲铁矿石开采商Midwest Corp.;2009年3月31日,湖南华菱钢铁集团对澳洲FMG持股比例提高至17.3%;2009年5月8日澳洲政府批准中国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持澳洲铁矿商Gindalbie Metals股份增至36.28%,等等。我国国产矿自给率和海外权益矿规模正在不断扩大。2008年我国的铁矿石原矿产量达到82401.11万吨,同比增长20.7%。我国每年进口的铁矿石中有8000万吨属权益矿,预计到2010年我国的权益矿资源量将超过1亿吨。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铁矿石的持续稳定供应,提高我国对进口铁矿石的定价权。
      从策略性转变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作为铁矿石最大的需求方,不仅没有取得买方垄断的地位,反而陷入卖方垄断的陷阱,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对铁矿石的进口依赖程度高,替代性差,属于刚性需求,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的议价能力。不仅铁矿石,在石油、稀土、焦炭等大宗产品的国际贸易中,中国几乎都是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跌价。铁矿石定价权缺失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从根本上讲,要扭转中方在铁矿石贸易和定价方面的不利局面,仅仅采取策略性的转变是不够的,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改变我国钢铁产业的增长方式和结构。
  钢铁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2008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5亿吨,占全球产量的38%,粗钢产量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钢铁行业存在总量相对过剩、能力分散、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等问题。截至2008年底,我国粗钢产能超出实际需求约1亿吨。我国大部分钢铁企业分布在内陆地区的大中型城市,受到环境容量、水资源、运输条件、能源供应等因素的严重制约,产业布局很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低,粗钢生产企业平均规模不足100万吨,排名前5位的企业钢产量仅占全国总量的28.5%。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一些高档关键品种钢材仍需大量进口,先进生产技术、高端产品研发和应用还主要依靠引进和模仿。钢铁产业的以上问题,症结源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主导的投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消耗大量能源和原材料为代价的。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当地的利益,阻碍不同地区的企业正常的兼并重组,跨地区的企业兼并无法正常进行,低效率的企业和产能无法正常淘汰,导致产业集中度低,引发在进出口活动中的恶性竞争。
  中国当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许多产品的外贸依存度都很高、进出口规模大。为了切实保证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各种策略,力求博得国际初级产品定价权,包括在大宗资源性产品主产区附近,或进出口量大、交通便利且贸易发达的沿海城市,建立焦炭、稀土等现货交易中心;利用上海、郑州、大连期货交易所推出更多的产品交易品种;对于资源类、矿产品开发的准入,改行政审批为竞争招标准入,形成企业收益可预期的机制,以及企业行为长期化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更要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坚决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早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二是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减少行政审批权,使企业能够按照效率原则优胜劣汰,尽快形成有国际竞争力、有创新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当前我国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业重大负面影响的需要,同时可以降低我国对投资与出口的依赖度,增强内需与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我国对大宗初级商品的需求弹性,从而真正在铁矿石等大宗初级商品的定价上取得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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